在上帖再聊互联网股权激励（二）中，大家对腾讯8月17日根据股份奖励计划授出奖励公告中的新增4438万股授出讨论很激烈，故借着此事，老东再开一帖进行讨论。

授出与发行的区别

接上帖，腾讯股份奖励计划有两个重要概念：授出、发行

(资料图)

授出：有点像记账，即公司授出了一张未来分若干年后（以817公告为例，21至69个月）可以拿到股票的承诺给员工；

发行：站在股东角度，是实打实的增发，即为了实现授出承诺，公司需要发行新股，发行通常会滞后于授出1年不等；

由于两个口径的存在，部分投资者未解其意，容易产生误读，简单地将二者相加而得出腾讯当年增发股数多少。准确地理解是：

前者是后者的因，后者是前者的果。

前者可理解为名义发生的成本，后者是实际发生的成本。

因此，在某个财报期内，评估股份奖励计划带来的股东价值稀释效应时，我们可以选择以授出为口径，也可选择以发行为口径，但只可二者选一，切不可囫囵吞枣似地相加。

以2023H1业绩报告为例：在附注的“股份獎勵計劃”中可以找到，公司累计授出了1627万股。而在2023年1月20日开始的4次发行公告，公司累计发行了3882万股，公告里明确提及这些股票是用于2022年股份奖励计划的授出：

若以名义发生确认成本，那么授出的1627万股就是成本，而新发行的3882万股，则是此前财报期的成本。若以实际发生确认成本，则没有授出的1627万股什么事情，纯看3882万股即可。

从第一性原理出发，授出是因果链的起点。

以授出进行分析，更有价值。

分歧的来源

8月17日根据股份奖励计划授出奖励公告之所以讨论激烈，一方面是授出股数较多，一方面是容易混淆授出公告和发行公告。但这都与港交所规则变化有关联。

在公司3月20日的根据股份奖励计划授出奖励公告中（这也是腾讯首次发授出公告），提到了源于上市规则第17.06A条的要求：

根据该条要求，上市发行人根据该计划授出任何购股权或奖励后，必须尽快刊登公告。在港交所官网可找到对应说明：

要知道，在此前，授出行为是不需要公告的。因此，我们在过去只能看到新发行股份的公告，而“授出公告”则在23年后才见到：

按照过往披露规则，企鹅在一次性大笔授出股份后，一般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多笔增发来满足实际归属。但是由于过往授出无需直接公告，因此本期忽然发布“授出公告”，导致大家容易混淆授出和发行，一股脑加总而得出23年至今近9000多万股的增发股数的错误结论，进而深感诧异。实际的情况是，23年累计授出6000多万股，新发行4600多万股，而并非新发行9000多万股。

成本是否增加

理清了授出和发行的区别，再来看23年为了留住员工而股东所承担的成本是否增加，股份数是否合理。为方便讨论，我们采用名义发生，即“授出”的口径。

在21年报、22年年报、23H1报告中的“股份獎勵計劃”中，我们能找到期内已授出的股份。若再考虑8月17日新授出的4438万股，情况如下：

从股数来看，股份奖励计划通常在半年/全年绩效回顾完毕后进行大批实施，全年绩效需要在2024年才披露，对应的激励也会在2024年才体现。因此，虽然今年还剩下4个月，但授出股份激励数量继续大幅上升的可能性极低，预计2023年全年授出股数维持在6000万级别是大概率事情。所以，从过去3年的授出股数来看，暂时得不出“超额授出”的结论。

从成本来看，公司21年平均股价为541HKD、22年为343、23年截止目前为351。可见，股份激励计划带来的成本巅峰在21年，伴随着股价和授出额度降低，总成本逐年降低。足见，授出股份奖励计划的成本是随着业绩而调整的，得不出23年“超额费用”的结论。

从导向来看，公司21年营收同比+16%，对应授出股数也更多（7705万股）；在业绩回落的22年，股价回落的同时，授出股数也有较大回落（6517万股）；来到23H1，公司营收同比+11%、净利润同比+33%，业绩回升，但激励却依然保持相对克制（6065万股）。

从同业来看，在21和22年两个完整会计年度，BAT三家公司授出的股数/加权平均的普通股数来看，腾讯低于另外2家。

回购与发行

带着上述认识再看企鹅的发行与回购，便会清晰了：

发行：以员工看，股票是是薪酬包中不可或缺的部分，发行是公司为了完成授与的承诺。以公司来看，则是花钱留住骨干，留住能创造超额价值的资源。以股东角度，发行既可以理解为费用，也可以理解为资本再投入，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

回购：企鹅的回购按港交所要求都是回购注销。因此，回购是在公司的市场价值低于或显著低于公司内在价值时，回馈股东的一种行为。而按历史经验，企鹅持续回购的区域，往往都是公司阶段性股价的底部。所谓“公司永远最后有一个买家，那是便自己”。

让发行的归发行，让回购的归回购。

这样就不会混淆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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